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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欧阳修《易》学研究之态度、原则及方法
 

 

宋庆历之际,《易》学研究颇为繁荣。自王弼《周易注》流行以来,《周易》就渐渐被看成了是一部讨论君臣关系的经书。一些宋代思想家纷纷借《周易》表达自己的政治、伦理思想观点,蔚然成风。而开这风气的就是“庆历易学”,其中主要以范仲淹、李觏、欧阳修、孙复、石介、胡瑗等人为代表。他们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、注经、章句之学的传统,他们疑经解经,主张重新解释《易经》,大力提倡自由解经,强调发挥《易经》的经义、义理。如范仲淹主张“经以明道,义以通理”[];孙复把《周易》看成是孔子的精神所在,对汉晋传注之学颇为不满,对其予以怀疑甚至否定;欧阳修则更是对传统《易》学提出了疑议和责难。

欧阳修对易学颇有研究,其易学著作,除有名的《易童子问》之外,尚有《易或问三首》、《易或问》、《传易图序》、《明用》、《送王刚序》(一作《刚说》)、《系辞说》、《张令注周易序》等各种。欧阳修怀疑《周易》,不但是其自身思想和学术的一个重要体现,而且是宋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,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不少见解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欧阳修怀疑《周易》约始于景祐四年(1037)撰成的《易童子问》、《易或问》,此时其对《易传》的怀疑思想已经比较完备。之后,他在庆历年间任职礼部和嘉祐年间任考官时所作的一些策问,又补充发展了他怀疑《周易》的思想和理论。此外,他陆陆续续创作的一些诗文作品也往往谈到这方面内容。他在研究《周易》时,对汉唐研究成果有选择性地进行了批判和继承,表现出独到的解经原则与研究方法。本文试着从欧阳修对汉唐《易》学的态度、解《易》原则和研究《周易》的方法三方面做点探讨。

一、对汉唐《易》学的态度

1、尊经崇道,反对谶纬之说

 北宋初期,经学方面大体仍谨守汉唐注疏,此皮锡瑞所以云:“经学自唐以至宋初,已陵夷衰微矣。然笃守古义,无取新奇;各承师傅不凭胸臆,犹汉唐注疏之遗也。”[②]到宋仁宗庆历之际,疑传议经才成为时代潮流,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发表自己议论的学者。而欧阳修在当时属于惊世骇俗之论,他认为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并非孔子所作,对于儒家中的“异端学说”大胆怀疑。

 《周易》分为“经”“传”两部分。“传”共十篇,又称“十翼”,即《彖·上》、《彖·下》、《象·上》、《象·下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·上》、《系辞·下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等。历代认为这“十翼”都是孔子所作。但欧阳修对此颇有异议,认为“十翼”并非都是孔子所作。他说:“何独《系辞》焉,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,皆非圣人之作,而众说淆乱,亦非一人之言也。”“谓其说出于诸家,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,故择之不精则不怪也。谓其说出于一人,则是繁衍丛挫之言也。其遂以为圣人之作,则又大谬矣!孔子之文章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也。其言愈简,其义愈深,吾不知圣人之作,繁衍丛挫之如此也。”[③]欧阳修认为《乾》卦的爻辞已经把意思表达得明白了,但《文言》却有四次重复,《系辞》也重复四次;对于《坤》卦,《系辞》本已“言虽约其义无所不包”,却也重说,《说卦》又再次重复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因此,欧阳修认为它们出于众家之手,且杂取不精,繁衍丛挫,并非一人所为,尤其非孔子所作,因为孔子的言论言简意赅,语约词丰。

欧阳修不仅从文字上发现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说卦》而下不是孔子所作,而且从内容上也发现其种种矛盾之处。他说:“‘元者,善之长也。亨者,嘉之会也。利者,义之和也。贞者,事之干也。’是谓《乾》之四德。又曰‘乾元者,始而亨者也。利贞者,性情也。’则又非四德矣!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,则殆非人情也。”[④]这两种解释互相矛盾,不合人情。又如《系辞》中说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,又说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。”而《说卦》却说“观变于阴阳而立卦”。这样“八卦”共有三出。于是欧阳修说:“谓此三说出于一人,则非殆人情也。”[⑤]《系辞》有包羲受《河图》之说,也有包羲观象作八卦说,《文言》又有生蓍立卦之说。欧阳修认为这三种说法互相矛盾,属于“自相乖戾”,存于一书,不合人情,有“害经惑世”之弊,应该废去。

可以看出,欧阳修的论证还是较为有根据的。“宋、元及清人的这些(笔者按:指“十翼”非孔子言)见解,引起了后来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,特别是经过了今人多方面的探讨、考证,基本上已经推翻了古人关于“十翼”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。”[]这反应了欧阳修治学的严谨和敏锐的见识。但是,“十翼”与孔子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它的成书反应了儒士们在孔子的思想指导下,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,积极准备各方面的材料,将《周易》及其理论纳入儒家体系并发展为儒家思想的努力。欧阳修提出的“繁衍丛挫”就明显有以经学“言简意深”为理由否定《系辞》等非圣人作的主观倾向。先秦古人的言论多是有为、有感而发,并由弟子或后人所记,因此就会出现同样的意思在文章中多有体现,《论语》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点。比如《里仁》篇第二十章与《学而》篇都有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”这句话;《泰伯》篇第十四章与《宪问》篇第二十六章同有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这句话。一向“述而不作”的孔子“在前人说《易》的基础上曾经对《周易》做过一些口头阐释,他的弟子及后人把这些阐释记录下来并加以补充,到战国初期至中期,形成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主要篇章。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的思想,但后人却托孔子之名而作”[⑦]。欧阳修研究《周易》主要是从内容和文字的重复上来怀疑《系辞》等传,而不是根据其它各类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、考证来研究,这种解说方式极易带上他个人的主观偏见,这也是他没有具体论证却认为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和《杂卦》均非孔子所作的原因。但今天看来,通过经籍内容阐发道理并尊重圣人之言,又有其值得肯定之处。

《周易》是一本关于占筮的书,在商周就有了专职占筮的“卜筮人”。占筮法是蓍草进行演算而得卦,通过分析所得卦的卦象和卦爻之辞而推断问事的吉凶。占筮是依靠《系辞》而得以保存下来的。在《系辞》中记载占筮之法的文字:“大衍之数五十,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为二,以象两,挂一,以象三。揲之以四,以象四时。归奇于仂,以象闰,五岁再闰,故再仂而后挂。天一,地二;天三,地四;天五,地六;天七,地八;天九,地十。天数五,地数五。五位想得而各有合,天数二十有五,地数三十,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,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”这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,占用五十根蓍草,可是实际上只用四十九根。先取其中一根不用,放在一边。以后要经过四次经营,才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。天以奇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,地以二四六八十为地数。天数是五个奇数,地数是五个偶数。五个(奇或偶)数相加而得到和数,天数的和数是二十五,地数的和数是三十。天地和数加起来是五十五,这是所以确定变化而贯通鬼神的。《周易》自此之后也慢慢地沦为卜筮之说了。在西汉时,由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,神学兴起,并与经学相结合,形成了神秘色彩的天人之学。例如,京房治《易》就是以飞伏、纳甲等占筮之术,被后人广为流传。到了东汉,光武帝好谶纬,兴起以谶纬正定经义。于是谶纬迷信盛行,著书多以谶纬相结合。诚如皮瑞锡所言:“图谶本方土之书,与经义不相涉。汉儒增益秘纬,乃以谶问牵和经义,其合于经义者近纯,其涉与谶文者多驳。”[⑧]

唐朝的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从义理角度都对神学天命说提出了疑问和批判,力图用经验的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,改变秦汉经学学说。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思想,坚决反对谶纬迷信之说。他认为《周易》是周文王所作,是圣人的言论,“其本则天地、万物、君臣、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。”并且认为,《周易》的起名就是文王在社会动乱时,有“忧天下之心,虑天下之志”。于是用卦爻来占卜奇偶、阴阳的变数,以知道国家“君子、小人动静、刚柔之象,而治乱、盛衰吉凶之理”,并不是用来占卜命运的谶纬迷信。“他否定《河图》说,看似因为其与‘观象立卦说’矛盾,实际却因天授《河图》说有谶纬色彩;他反对生蓍立卦说,表明他承王弼重视《周易》义理,但也表现他反对视《周易》为占筮之说,反对怪妄迷信之说”[⑨]。用谶纬之说来治理国家,那么不仅会阻碍国家科学、文艺等思想的发展,也会使人的价值观沦丧,失去自我。最终国家也将“国将不国”。

2、重义理,轻象数

汉代《易》学者治经特别强调象数,对于象数过分执迷和纠缠,从而衍生出来象数学上的穿凿、繁琐之风。郑玄重象数兼顾义理,继承了《大象传》注《易》的思路,先用象数,后归人事,统一了两汉经学。王弼则强调义理,对汉《易》数之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清算。唐朝孔颖达在对取象时提出“不可一例求之,不可一类取之”(《周易正义·乾传》卷一)的原则。反对将《周易》的体例单一化、绝对化,其本义是为了调和取象和取义之说,从而超越了王弼鄙视取象的偏见。

欧阳修推崇王弼,重义理,承认《易》自古以来就是占筮之书,但他认为文王所撰的卦爻辞寓有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。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则阐发了这些道理,正由于这一点,《易》才被列入六经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里面说: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,其用四十有九,分而为二以象两,挂一以象三,揲之以四以象四时,归奇于仂以象闰,五岁在闰,故再仂而后挂。”欧阳修认为,占筮法通过分二挂一揲归奇的过程,是运用数的变化的规律性。对此,他在《易或问》中作了说明,他说:“筮者,上古圣人之法也,其为数也,出于自然而不测,四十有九是也;其为用也,通于用而无穷,七八九六是也,惟不测与无穷,故谓之神,惟神故可以占。今为大衍者,取物合数以配箸,是可测也,以九六而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无穷也。”这就是说,数是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,是事物的自然属性,所以说数出自然。数看起来是神妙莫测,其实是可以认识的,占筮法取物合数是可测,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可穷,所谓可测。可穷就是认识并运用数的变化规律,这就是循数为法。既然占筮发是循数而为法是对的,那么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,只要做到循数为法,都是对的。

欧阳修注重义理,认为《易》卦爻的内容止于人事而不及天道。他说:“《易》之为书无所不备,故为其说者,亦无所不之。盖滞者执与象数以为用,通者流于变化以无穷,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,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,苟非其正,则失而皆入于贼。若其推天理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。”[⑩]用《周易》来穷天理,明人事,以达到君子正身,远离小人,使国家昌盛的目的,这是欧阳修重视义理是的主要原因(关于这点在本论文的“以史治经、以人事为中心阐发经典”中有详细论述,此不赘言)。也正如此,所以他认为《系辞》中有关大衍之数的言论,及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之类,都不是圣人之言,《系辞》并非孔子所作。借用卦爻有奇偶阴阳变易之形来阐发盛衰之理,从渊源上反对了先天无极说。

二、充满辩证思想的解《易》原则

1数穷则变,物极必反

冯友兰认为:“从哲学史的角度看,易传的重要性不在于道德教训,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。”[11]《系辞上》说: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;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;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。”尊卑、贵贱、动静、刚柔,都是相反的东西,可又是相互依存,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正是由于事物自身的对立又统一,所以才能变化发展。

欧阳修在《易》中没有系统的探索世界的本质问题,甚至也没有象后来的理学家那样描述宇宙的生成图式。但我们通过《易童子问》、《易或问》是很容易知道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,在认识论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。例如,在欧阳修看来,天地鬼神都是有迹可寻,按照一定规律运动的,人可以通过人事掌握它们。他说:“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,而见其迹之在物者,则据其迹曰亏盈,曰变流,曰害福。若人则可知者,故直言其情曰好恶。故曰其意深而言谨也。然会而通之,天地神人无以异也。使其不与于人乎,修吾人事而已;使其有与于人乎,与人之情无以异也,亦修吾人事而已。夫专人事,则天地鬼神之道废;参焉,则人事惑。”[12]欧阳修充分论证了《周易》的大义,有力地抗击了当时掀起“害经祸世”的恶潮,突出人事而对抗宿命论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
欧阳修贯彻始终的思想是“数穷则变,物极必反”。他在讲解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时说:“《乾》爻七九则变,《坤》爻八六则变,《易》用变以为占,故以名其爻也。阳过乎亢则灾,数至九而必变,故曰‘见群龙无首,吉’;物极则反,数穷则变,天道之常也。[13]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是理解《周易》的关键。《文言》里说:“亢之为言也,知进而不知退,知存而不知亡,知得而不知丧。其唯圣人乎!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,其唯圣人乎!”它要求知进退、存亡、得丧,在进、存、得的时候,还要知退、亡、丧,提高警惕。尤其是“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”,告诉我们要掌握客观规律,按照客观规律办事。欧阳修之所以在这两卦提出“数穷则变,物极必反”的道理,是让“童子”正确理解《周易》的精义,以指导正确的行动。他在讲解《剥》卦也是运用这个道理,他说:“剥者,君子止而不往之也。剥尽则复,否极则泰,消必有息,盈必有虚,天道也。”[14]欧阳修认为“数穷则变,物及必反”不但是君子处理人事问题的基本原则,也是古今不变通行天下的道理。他在讲解《恒》卦时也着重阐明了这个道理:“恒之为言久也,所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也。”冯友兰解释道:“‘穷’就是事物发展到极点;‘变’就是变为其反面;‘通’是变为反面以后新的发展;‘久’是新的发展所经过的时间。”[15]也就是说,欧阳修认为恒久不是静止不变,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恒久。绝对静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,运动才是绝对的。在欧阳修看来,“天地之心见乎动”,“动”是天地所以生育万物的根本原因,这不同于王弼以静止为天地之心说,也不同于老庄的玄学观点。欧阳修的见解,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,“在易学史上是一大贡献,对后事者有很大的启发,直接为庆历新政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,也表现了改革派不怕困难,对改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。”[16]

2、阴阳互济,内刚外柔

阴阳是《周易》卦画体系的基本符号,万物是阴阳二气交合而成。欧阳修认为:“夫奇偶,阴阳之数也;阴阳,天地之正气也。二气升降,有进退无老少。”[17]阴阳是天地间充斥的一股精气,是万物形成的源泉。《系辞上》说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即阴阳是一切事物构成和发展的总规律。在“易”的体系中,表示“阴”的范畴和“阳”的范畴就是“乾”“坤”两卦。《系辞下》中说:“乾,阳物也;坤,阴物也。阴阳合德,而刚柔有体,以体天地之撰,以通神明之德。”这是说,乾代表阳性的东西,具有刚健的性质;坤代表阴性的东西,具有柔顺的性质。

欧阳修在阴阳柔刚关系问题上认为阴阳需正位,只有阴阳正位才能互相感应,才能使天下太平。他在回答“‘《感》,取女吉’,何谓也?”时说:“‘《咸》,感也。其卦以刚下柔,故其《彖》曰‘男下女’,是以‘取女吉’也。”童子又问道:“然则男女同类欤?”欧阳修答道:“男女睽而其志通,谓各睽其类也。凡柔与柔为类,刚与刚为类。谓感必同类,则以柔应柔,以刚应刚,可以为咸乎,故必二气交感,然后为咸也。”[18]柔在上刚在下,阴阳二气相感应而相处,阴阳正位了,万物才会按照自己的特点井然有序地生存与发展。接着欧阳修以铁石与磁石举例说明。铁石和铁石是同类物,彼此不能感应;但如果用磁铁去吸引,虽然中间隔了一样东西,也是可以感应的,这是因为磁铁本身就有阴阳两极。

欧阳修重视阴阳互济,内刚外柔,也是让君子更好地修身养性,他在讲解《夬》卦时说:“五阴而一阳,决之虽易,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。”对于小人,“其盛则决之,其衰则养之。”[19]《论语》说“君子不重,则不威。”君子内刚外柔,小人才会敬畏,祸患就不会上身了。但更重要的是,欧阳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他始终关心的是国家大事。他说:“天下之广,蛮夷戎狄,四海九州之类不生其异也,而能一以感之,此王者所以为大,圣人所以为能也。”当时的北宋频频与夏、辽、金发动战争政治混乱。他希望阴阳互济,相互感应,那么北宋与四方夷狄就会和睦相处,一匡天下。欧阳修的愿望,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愿望,也反应了他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,而不是为治学而治学。

三、研究《周易》的方法

1、弃章句,提倡简易之法

欧阳修提倡“简易”之法解释《易经》,是针对于汉唐经学章句训诂的烦琐的,这实际与他的重义理、轻象数的解经原则相一致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云: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,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。”据此欧阳修建立了他的义理解经体系。他讲“简易”与胡瑗等人不同。胡瑗在《周易口义》里只讲“变易”而否定“简易”和“不易” 。欧阳修则多次强调“儒者学乎圣人,圣人之道,直以简”。[20]宋人“学做圣人”的观念,可说出于此。他把“简易”作为“圣人之道”推到很高的地位,认为即使在六经中,也只有孔子亲手作的《春秋》才符合“简而有法”的标准。他毫不犹豫地对经传进行“去取”、“勇断”,把其中烦琐的、矛盾的说法统统去掉。他指出《春秋》的经文尚简质直,而“三传”的内容新奇。他以此通过对“三传”进行取舍,来澄清隐公非摄、赵盾弑君、许世子弑君这几个经学上的旧问题。对于《易》“十翼”,他也据此认为,只有《彖》、《象》是孔子作,“卦《彖》、《象》常易而明”,“卦《彖》《象》辞,大义也,大义简而要,故其辞易而明”[21]。而其余非孔子作的,则显得繁衍丛脞、自相矛盾。他反对烦琐的破碎章句,:“章句之学,儒者小之”,而要寻求经意。欧阳修的“易简”解经方法,打破了汉唐以来烦琐的章句训诂的经学传统,它不仅仅是欧阳修义理经学的方法论,而且也成为整个宋代义理经学的方法论。

2、以史治经,以人事为中心阐发经典

欧阳修解读《周易》是立足于历史,重视人情的。在他看来,历史是“人”的历史,历史是“人”写的,从中应体现人世社会的兴衰治乱,这种认识使得他在研究《周易》时注重通过人事加以阐发经典之文。例如,欧阳修在《易童子问》第一中认为,汤武“以臣伐主,其毒也甚矣。然以其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,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,则可也”。因为汤武伐纣是立足于人民,是为人民谋福利,顺民心,所以以下犯上也是合乎天理的。

欧阳修重人事的思想,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《易》的认识上。他认为《易》是文王“有忧天下之心,有虑万世之志”而作的,因而具有“治乱盛衰吉凶之理”。《易》仅“止于人事而已矣”。圣人是急于人事之人,天人之际罕言。在谦卦、否泰卦里他反复指出君子小人进退之理只是人事问题,与天道无关。在《易或问》中欧阳修说:“夫君子进,小人不得不退;小人进,君子不得不退。其势然也。君子盛而小人衰,天下治于泰矣;小人盛而君子衰,天下乱于否矣。否、泰,君子小人进退之间尔,天何与焉?……上下交而其志同,故君子进以道;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,则小人进以巧。此人事也,天何与焉?”统治者的政治措施若能顺应时代的发展,符合百姓的利益,那么社会就能有序地发展,百姓就会安居乐业,君民就能和睦相处,万物生长,小人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,反之,天下就会陷入动乱当中,小人得志,百姓生活流离失所。

可是仁宗时期,政治混乱,吏治腐败,统治者沉湎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,骄奢淫逸,守内虚外,国家陷于积贫积弱,内外交困不能自拔。欧阳修看到了这一问题,严肃地提出了必须解决上下、损益这两对矛盾。“损”“益”是《周易》的两个卦名,“损下益上”“损上益下”。欧阳修认为:“上君而下民也。损民而益君,损矣;损君而益民,益矣。《论语》曰‘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’,此之谓也。”[22]对于君主来说,减少自己而增加百姓的利益,百姓就会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效劳,实为君主得利。但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点,而是一味地从百姓那榨取更多的利益,百姓的生活自然苦不堪言。欧阳修指出:“君子者天下系焉,其一身之损益,天下之利害也。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,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。然而肆其忿欲者,岂止一身之损哉?天下有被其害者矣。迁善而改过者,岂止一己之益哉?天下有蒙其利者矣。[23]欧阳修婉劝统治者应该减轻农民的负担,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。但是,损下益上是剥削制度的特点,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其本质是不会变的。

总之,欧阳修研究《周易》不是采用传统的通解方法,而是采用讲解法。他主要的《易学》著作《易童子问》只讲解了《周易》中的37卦。他通过童子问答法来阐发他对《周易》的见解。欧阳修研究《周易》是为了变法立言,是希望借助《周易》义理来劝诫统治者要勇于变革,从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。同时,他反对汉唐谶纬之学,重视义理的精神实际上是对抗当时流行的佛老思想。《易童子问》、《易或问》的最大贡献也是在启人疑窦,鼓励人们在学习时要善于发现问题,以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,解决问题,不要拘泥于章句训诂,束缚自己的思想。虽然他的思想并未能阻止象数之学的发展,因为象数之学的发展是当时的需要。“他的有关文章甚至在同时代的义理派易学中也没多大的凡响”,[24][25]例如十几年后胡瑗在太学为诸生讲《易》,还是很乐意谈阴阳、五行、大衍之术的。但是欧阳修提出的“物极必反”原则,反对《周易》沦为卜筮之说,反对象数解《易》,重视义理之学,提升了《易经》的魅力与活力。他立足于人情、人事,这点也体现了欧阳修的胸襟,既为宋人树立了治学的精神,也为治学开了新的门径。(作者:邓声国、左炳峰

 

 



[]范仲淹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“易义”,《古逸丛书三编》本,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本。

[]皮瑞锡:《经学历史》卷八, 巴蜀书社2004年版,第91页。

[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八《易童子问第三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八《易童子问第三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八《易童子问第三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]刘大均《周易概论》,巴蜀书社2004年版,第91页。

[]刘大均《周易概论》,巴蜀书社2004年版,第91页。

[]皮瑞锡:《经学历史》卷八, 巴蜀书社2004年版,第91页。

[]杨新勋:《欧阳修怀疑〈周易〉蠡测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6年第6期。

[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六十四张令注〈周易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1]冯友兰《三松堂文集》第七卷《中国哲学史新篇试稿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,第451页。

[12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六《易童子问第一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3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六《易童子问第一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4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六《易童子问第一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5]冯友兰《三松堂文集》第七卷《中国哲学史新篇试稿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,468页。

[16]陈金金周易与北宋庆历新政》,《周易研究》1995年第2期。

[17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十八《易或问三首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8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六《易童子问第一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9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七《易童子问第二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20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四十二《韵总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21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六十《易或问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22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七《易童子问第二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23]欧阳修:《文忠集》卷七十七《易童子问第二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24]王铁《宋代易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117页。

 

 

作者简介:邓声国,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,人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;左炳峰,永新县龙门中学语文教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