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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吉安的读书风气
 

 

 吉安古称庐陵、吉州,有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称,自唐中期以后,崇文重教,蔚然成风,且代代相承,硕果累累,在办学著述科举等方面表现突出。据汪泰荣《庐陵古文献考略》一书,收录了从南北朝至清末民初编撰者2574人,编著5691种。吉安历史上科举兴盛,人才辈出,有进士近3000人,其中许多杰出人才彪炳史册,尤以宋明两代为显。清乾隆《庐陵县志》中说:“庐陵盖自唐宋以来,伟人杰士,辉映后先,文章节义,彪炳史册。”之所以有如此成就,得益于古代吉安浓厚的读书风气。吉安有句俗话:团箕晒谷,教崽读书;砸锅卖铁,让儿上学。说的是穷苦人家即便穷得家里仅能用小小的团箕晒谷度日,没有钱卖破铜烂铁,也要设法让子弟读书。这是古代吉安人崇儒尚学的生动写照。古代吉安浓厚的读书风气是如何形成发展和表现的,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一些思考和探讨。

一、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与历代贤侯的积极倡导有关

唐代中期以前,吉安地区还属边荒之地,即便是吉州城,读书人也很少。唐中宗时期,杜审言贬至吉州,做吉州的司户参军,他在今天的高峰坡一带建了一个茅草屋,利用闲暇时间,教城中百姓子弟读书,学诗作文,从此,吉州城有了读书声。宋代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开吉安人读书风气之先的贤侯,在杜审言开课的茅屋旧址上建了一座诗人堂。吉安人喜欢写诗作文,与杜审言有关。《庐陵诗存》序中说:“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,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。”过了不到一百年,著名的忠臣颜真卿被贬至吉州做司马官。颜真卿在吉安工作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,却对吉安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积极倡学,鼓励百姓子弟读书,又开垦农田,发展生产,提高了吉安的农业生产技术。后来吉安百姓为了纪念颜真卿,在城内建颜鲁公祠。《吉州人文纪略》说:“自颜真卿从事吉州,铿訇大节,诵慕无穷。至欧阳修一代大儒,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。”万历《吉安府志》卷十七“贤侯传”载:“或谓吉州多忠节之士,盖鲁公流风遗俗云。”颜真卿不但开吉安读书风气,其刚烈义正的品德也深深影响了吉安,后来的吉安先贤追溯“庐陵文章节义并重”时,都认为是颜真卿开此风气。

北宋庆历年间,天下广开学风,皇帝倡导办学,吉州迎来了一位叫李宽的知州,他在庆历四年(1044)建成州学,并请欧阳修为家乡撰写《吉州学记》。这是吉州首开官学教育,是吉安官府重视普及教育的第一个里程碑。欧阳修在给李宽的信中说:“乡郡多幸,得贤侯为立学舍。”由州学而县学,吉州之内,各县皆设官学,李宽开官学之风气,功不可没。

南宋的淳祐元年(1241),吉州知州江万里独辟蹊径,在白鹭洲洲头创办书院,聘请吉州乡郡儒宗欧阳守道为山长,白鹭洲书院办得有声有色。江万里(11981275),江西都昌人,是朱熹的学生,从政之余,特别热心教育。如何使书院办得成功,江万里是动了脑子的,一是亲往书院为诸生讲课,将自己的思想、学识传授给吉安学子;二是在书院建六君子祠,六君子指程颢、程颐、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和朱熹。江万里崇祀这六位理学大师,要使白鹭洲书院成为传播理学的场所,其影响的结果是吉州理学之风著于海内。江万里治理吉州,从办教育入手,以德化为先,创建书院,给吉州的教育以有力的推动。他的言教身传,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吉州一大批士子,如文天祥、刘辰翁等人。开办书院的第十五年即宝祐四年(1256),文天祥高中状元,这一科吉州有46人考取进士,其中有多人是白鹭洲书院的生员,宋理宗闻后大喜,御赐“白鹭洲书院”匾额,从此白鹭洲书院名闻天下。江万里不仅开了吉安读书风气,他的忠义刚烈之精神,也直接影响了文天祥、刘辰翁、邓光荐等人。1275年,元兵南下,攻陷饶州城,江万里知南宋即将灭亡,为了不受元兵污辱,跳芝水自沉,人称有屈原之志。这种爱国精神更激励着吉州后学,因此,吉安人称江万里“其志念在国家,其精神在庐陵”。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建书院以来,屡遭洪水冲毁,今天的建筑是清同治八年(1869)知府定祥、山长刘绎复建的。

明代正德年间,吉安又迎来了贤侯王守仁。王守仁(1472—1529),浙江余姚人。正德五年(1510)任庐陵知县。当时,吉安民风陋习比较多,王守仁想治政先治民风,移风易俗,便在青原山净居寺开坛讲学,讲致良知之说,认为“心明便是天理”,致良知就是讲究个人的内心修养。有意思的是他对少儿教育也有关注,极力反对鞭笞绳缚式的教育方法。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,世称“王学”,而王学的大本营就在吉安。王守仁在吉安为官不到一年,但后来经常来吉安讲学,吉安追随他的学者难计其数。有嫡传、再传、三传甚至四传弟子,其影响直至清初,许多秀才、举人为了潜心学习王学,不惜抛弃功名,专攻王学,难怪后人称吉安为“理学之邦”。这种崇拜理学的风气对吉安产生了什么影响呢?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方面,一是浓厚了好读求学的风气,以通学问为荣,以无知无识为耻;以追求名师为荣,以孤陋寡闻为耻。二是纯正了乡风民俗。王学的核心是追求个人修养,以诚实敦厚为务。吉安的风土民情在这种影响下得到改变,比如在朝廷做高官的人回乡后,不大建大造,而居土屋,与寒士相类。身体好的,设馆授徒,专心学问,不追求豪华奢侈。出行不坐轿子,拄拐杖步行。这种风气一直流行到明末清初。今天,吉安人大都质朴淳厚,以本分做人而称誉。

二、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与历代乡贤的榜样力量有关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。自宋以来,古代吉安涌现了众多引领一代风骚,影响千秋的名流大儒,这些人对吉安后学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。首先是一代伟人欧阳修,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。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文章诗词盖世,为一代文宗,是古文运动的领袖,他做过副宰相,一生正气浩然,不肯阿谀奉承,多次受小人构陷,遭权臣排挤。还有不为世人所注意的是他一生多难,身体差。4岁父亲去世,母亲郑氏夫人守节居穷,画荻教子,欧阳修寄寓叔父家,过着贫寒生活。24岁中进士,25岁结婚,两年后第一个妻子因生孩子不到一个月染病而亡。过了两年,娶第二个老婆,第二个妻子没来得及生孩子也得病死了。31岁,因得罪权臣,被贬到湖北夷陵,一呆将近10年。到夷陵,大儿子6岁,得病死去。过了几年,大女儿、二女儿相继病死。欧阳修不到四十岁,就满头白发。他一生受三大病困扰,眼病、眩晕病、糖尿病,药罐从不离身。庆历改革,又遭排挤,被贬滁州,这一次贬官,又在乡野辗转了近十年。

欧阳修一生著述浩繁,他不仅是文学大家,于诗词赋无所不通,周必大为此编定《欧阳文忠公集》153卷;又是史学家,编撰了廿十四史中两部,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;又是经学家,对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不但有研究,还有创见,有所发明;又是金石学家,撰有《集古录》一千卷;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,他的《六一诗话》,开了我国“诗话”专著之先河。

欧阳修的一生,遭受了家庭太多的不幸,身体多病,政治上也多次受打击被排挤,但他没有被这些压垮,不屈服,不抱怨,保持个人品格,而且在各个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,这就是欧阳修的文章道德为世人所称道的所在。欧阳修的人格力量和顽强精神一直激励着庐陵后学,一直是人们学习的典范。

自欧阳修后,吉安先后出现了杨邦乂、胡铨,周必大在《庐陵县学三忠堂记》中说:“文章,天下之公器,万世不可得而私也;节义,天下之大闲,万世不可得而踰也。”为什么叫三忠,欧阳修谥文忠,杨邦乂谥忠襄,胡铨谥忠简。后来,加上周必大谥文忠,杨万里谥文节,称四忠一节。吉安为这五个人建了专祠来祭祀,在县学府学里,挂着他们的画像。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读书时,有一次去县学的大成殿,大成殿一侧挂着欧阳修、杨邦乂等五贤画像,看过之后很受感动,说:“我死后,如果不能俎豆其间,我就不算大丈夫。”俎豆是祭祀的意思。文天祥从小以先贤为榜样,并立下大志,后不但高中状元,其浩然正气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笔。由此可见,先贤榜样力量的巨大。

对文天祥影响很大的人还有胡铨。胡铨(1102—1180),今天青原区值夏人。年少时师学泰和萧楚。萧楚字子荆,是北宋吉安名儒,一生专攻《春秋》,成就很大。史称“春秋笔法”,本来指写历史不隐晦,直书其义。而对学《春秋》的人说,主要是先学会做人,做正直的人,做忠实历史的人。胡铨的《春秋》经学学得很好,在读书做学问上更是强记博闻,他熟悉《春秋》的内容熟悉到每个文句知道在哪一卷哪一页,准确无误。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《春秋》的精髓,为人处世,宁可折而不屈,所以当秦桧要与金国求和时,胡铨冒着杀头的危险上奏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,请求杀了秦桧、孙近之流,以安民心。史书上评价说:“冒渎天威,甘候斧钺。”当时胡铨只是一个七品编修官,这是何等勇气,何等胆略。后百余年出生的文天祥,与胡铨同乡,相距不到40里,受先贤影响,做人何等相似,开庆元年(1259),文天祥仅是一名空有状元头衔的朝廷官员,见元兵分三路大举南侵,宦官董宋臣一味鼓噪迁都避敌,文天祥上书皇帝,乞斩董宋臣以安定人心。文天祥这种做法,难道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吗?

自从周必大提出“文章节义并重”这一衡量庐陵人物的标准之后,许多庐陵后学便以这一要求来勉励自己,以致成为一种区域文化现象。吉安自宋至清,考取进士的人近3000,举人一般是进士的四倍以上,吉安的举人在一万人以上。举人以上直接进入仕途。翻开史志,在近千年的由科举入仕的吉安人群中,尤其在知府、省台以上的官员中,几乎无奸佞之臣,无贪生怕死之官,实属难得。不少士大夫,或为革新弊政,或为救国救民,置生死于度外,向皇帝提意见,上疏呈奏折,而往往因一通疏一篇奏折而被放逐、免官、入狱,家人受连累,甚至丢掉生命。

今天吉州区兴桥镇袁塘,明代初年出了一个曾凤韶,23岁举进士,建文帝时为监察御史。当时燕王朱棣在朝中对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,因为他是建文帝的叔父,建文帝对他无可奈何,大臣们不敢吭声,唯独曾凤韶站出来,对燕王说:“象简朝天,殿下展君臣之礼;龙颜立地,宫中叙叔侄之情。”因为这么一句,燕王认识并记住了曾凤韶,认为曾凤韶有才智有胆略。后来,朱棣把建文帝赶出了皇宫,做起了皇帝,仍以御史召见曾凤韶。曾凤韶不拜见朱棣,认为他是一位有弑篡之罪的人,自己不做僭帝之臣。不久,朱棣皇帝封曾凤韶为侍郎官,千方百计想让曾凤韶屈服。曾凤韶坚决不屈,以身殉节。死前咬破指头,在自己的白衣襟上写诗明志,这首诗大意是:我出生于庐陵忠节之乡,素有刚毅之心肠。读书登进士之第,当官至绣衣之郎,今之死得其所,我可以含笑于地下了,而见我先贤文天祥。

曾凤韶识大体,如何做人,心中有一个准则,那就是以先贤文天祥为榜样,做正直之人,不贪恋官位而丧失人格。这就是先贤的榜样力量。

三、古代吉安读书风气的形成还与吉安的民风、百姓的思想观念有关

   吉安处赣江中游,地理位置较好,资源丰富。从南唐开始,农业得到迅速发展,社会稳定,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,到北宋时期,吉安的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,为教育办学提供了好的条件,而且吉安人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,特别注重办学,勤学苦读蔚然成风。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一点。

一是吉安历史上一贯重视教育,诗书传家,耕读为本,是社会的主流思想,这是形成读书风气的重要因素。

在吉安民间,流传最多的故事是关于穷家子弟捡狗粪为了读好书的内容。吉安县就有文天祥捡狗屎的故事。文天祥的家境一般,父亲是一个书塾先生,因而文天祥从小就要为家里做事。传说他父亲要文天祥每天捡满一粪箕的狗屎才可以到书塾去读书。文天祥是文曲星下凡,民间的狗也听天命,每天,附近的狗拉屎都拉到文天祥的粪箕里,节省了文天祥四处奔跑捡狗屎之劳累,为文天祥争取了很多读书的时间,后才得以高中状元。泰和也流传相似的故事。明初,泰和南寮村有个陈循,家庭贫寒,他很想读书,却穷得进不了书院,只好每天躲在书院窗下听先生讲课。父亲种田,对儿子陈循想读书能理解,但提一个条件,每天先捡一粪箕的牛屎狗屎后才可以去听讲。附近的狗、牛自觉地拉到陈循放粪箕的地方,这样,陈循不需要四处奔走,就完成了父亲交待的任务,能完整地旁听讲课。陈循后来也中了状元,捡狗屎的故事就成为了佳话。

这种故事反映了吉安人特别重视读书并喜爱读书的思想观念。吉安民间有一句话:捡狗屎也要起早。睡懒觉的人是捡不到狗屎的。读书可以,但不可以不吃苦,不劳累,这才是吉安人耕读为本的立足点。

吉安人很会做生意,自古吉安有一句话叫:“吉安老板一把伞,走到外省当老板。”可是吉安人不像徽商、晋商,赚了钱不再扩大生意,而是在家乡建房办学,让儿孙读书。因此吉安的民间就成了一个循环,穷得没办法,去学徒经商,赚了钱回家买田建房,让儿孙读书,所以读书风气非常浓厚。

二是民间尊重读书人,几乎成为一种习俗。古代吉安是如何尊重读书人呢?凡是读书人都被列入知书达礼的行列,无论是在读者还是获得秀才以上的读成者。在家族中,家族设学田设学产,为保证家族子弟读书所用,尤其是贫穷之家,个人付不起束修、学费,便由学产资助,不致失学。民国以前的各族谱都有记载本族是如何奖掖弟子读书的规定,如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姓李,吉安文石李氏三修族谱·同治六年(1867)族规》记载:“本族有人应考,为一族之光。每复试一场,奖钱两百文;正案取列前十名,奖钱八百文;取入案首者,奖钱四吊文;考入府学者,宗族出钱设下马宴。有下省观光者,宗族送程仪钱四吊文;进京会考者,送程仪钱拾六吊文;高中荣归,宗族设下马宴。将来有出仕者,量力赡祭,以酬祖宗德泽。”政府对读书人也有格外的尊重,凡考取秀才者,免除相应的赋税和劳役。如果中了举人,成为有功名之人,全家免除劳役赋税。正是读书能带来十分大的利益,学子们不辞辛苦,孜孜以求,而自觉地形成风气。

三是吉安人办学热情高,有人的地方就有书院有读书的声音。古代吉安境内的办学形式多样化,主要有三种。一种是官办或民办公助的书院。宋末元初,吉水曾宏度做了吉州的文学,他喜欢今天赵公塘这一带的风景,与几位堂兄弟住在那里,建了一幢别墅,叫凤山别墅。他的孙子便以祖父的别墅扩建为书院,人称凤山书院。开始是私家办书院,到了元代,政府主动出面,民办公助,政府派山长来主持,当时办成了吉安城内最好的书院。二种是到了宋代,儒、道、释三家日趋融合,尤其是儒教与佛教的联系更为密切,从宋代开始,书院与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在吉安境内,稍有名气的寺庙,它的边上都曾办过书院,比如净居寺边上有阳明书院,天赐寺有书院,明曾皋在此求学。白鹭洲书院与庙庵并存,刘辰翁曾在资国寺的二都书院教学等等。这与士大夫一旦有退隐思想,即与和尚、道士打成一片有关。明代王守仁在净居寺开坛讲学,虽然那时净居寺还没有书院,却是这种风气所致。翻开吉安名人的历史,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从寺庙的书院中读书成功的。三种是家族热心办学,以办学为千秋大业,是吉安古代办学的主要力量。永丰县瑶田梁氏,明初时有个梁幼洪,因祖上家业丰厚,自己博学多才,就是不愿去做官,只想培养子孙,于是在自己住的房子左边建了个书院叫桂林书院,延请当时吉水名儒何伯益来做先生,专教自己的孙子梁伯兴。不久,又在住宅的右边建一个更大一点的书院,叫清风书院,聘请本县一位姓董的先生来执教,专教家族中能读书的弟子。梁伯兴很争气,因读书好,以明经入仕,后官至河南右布政使,至今梁家祠堂还悬挂着由朱元璋表彰梁伯兴“老实纯善”的匾牌。

最后一个问题,古代吉安人读书的状况,对社会产生过什么影响,可用一些数据来说明。一是书院私塾。吉安各地书院学馆遍及城乡。自唐代至清代,吉安地区先后创建的书院,有文献记载的共269所,是江西的1/4。明朝时期,全江西约有书院一千所,吉安有一百七十多所,占全省的1/6以上。私塾则是凡村有塾,大村子甚至有多个,总数不可计量。二是举人、进士的数量多少,是衡量一个地方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。文献记载,吉安考取进士是从五代南唐开始,至清末,在近千年的历史中,共产生举人12000多人,进士近3000人。这个数字,放在全国相类的地区比较,排在前列。在近3000进士中,名人辈出,出了17名状元,16名榜眼,14名探花。最出名的事是在明代初期,建文二年(1400)、永乐二年(1404)两科,前三名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都是吉安人,建文二年是胡广、王艮、李贯,永乐二年是曾棨、周述和周孟简。这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是罕见的。三是吉安的读书人敏于思考,勤于著述,留下了无数的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文献,可惜的是还有许多未能流传,只是在家谱中保留了书名。即便是名人,也有散逸的情况,比如南宋刘辰翁,是今天吉安县梅塘人,是两宋时代著名的词人,元代时,他的儿子刘将孙为他编辑诗八十卷文集若干卷,明代杨慎说,他见到的《须溪集》为一百卷。到乾隆年间修编《四库全书》时,刘辰翁的作品散失不多见,今天流传保留的数量约为最初的十分之一左右。吉安古人的著述,传世的文献涵盖了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,据汪泰荣先生《庐陵古文献考略》统计,收入作者2574人,著述5691种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据著名的文史专题目录学专家周丕显教授研究,我国古籍从上古至清末,保存留传下来的著述大约在九万至十万种之间,吉安人的著述与之相比,所占比例是非常惊人的。可以说,古代吉安读书人为我国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学、教育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这种贡献是来自吉安从北宋来一直保持着的良好的读书风气。(作者:刘宗彬 黄桃红)

  

本文刊于《江西文史》2012年庐陵文化专刊

作者简介:刘宗彬,吉安市文广局副研究员;黄桃红,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